1931年8月，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慷慨赴义。临刑之前，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杨匏安表示，他已决定为革命献身，不能接受上海“旧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财物。“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台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上海若不能生活就回老家……

杨匏安是中共早期党员，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杨匏安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杨匏安一个月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置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一部分补贴家用。

杨匏安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是人民公仆，不能享受任何特权，也不能让家人依靠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获得分毫私利。一年中秋节，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回家后得知此事，当即让妻子将月饼原封不动退回。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每日经手数额庞大的捐款与经费，可他从未动过挪用公款的念头，账目记录得清晰明了，每一笔收支都有据可查，经他之手的款项分毫不差，深得罢工委员会与工友们信任。罢工委员会曾没收不少走私货物，有人主张拿一部分给包括杨匏安在内对罢工有重要贡献的人员作生活补贴。杨匏安对此坚决反对，主张将之作为罢工经费使用。

有一天，杨匏安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两毛钱硬币，他发现后立即教育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之后，他带着孩子将硬币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留在党中央机关，参与党的报刊出版工作。杨匏安一家在上海的生活异常艰苦，七个孩子中有两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他自己也身患肺病。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杨匏安白天在党报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深夜还得帮着家人推磨制作米糍，只为让母亲和孩子能在清晨的街头售卖，换些微薄收入。

杨匏安两袖清风，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与信任。周恩来称赞他“为官廉洁、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在省港大罢工的浪潮中，革命先驱苏兆征在工人运动中以“公平、廉洁与严肃”为“财务法宝”，经手百万经费却分文不差，以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

苏兆征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袖，是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恪尽职守、两袖清风，邓中夏曾评价：“党命令他做什么，他立刻就去做……他爱党比世界上什么都厉害。”1929年2月，苏兆征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44岁。他逝世后，党中央评价：“苏兆征同志的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

苏兆征投身革命后，多次直接负责财务工作。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兼任罢工工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担负筹款、保管和支配罢工经费的重要工作。他严守制度，将账目编印成册，定期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报告，接受罢工工人的监督。八七会议后，苏兆征还负责过中央财务小组和全国总工会等方面的工作。他曾说：“管理财务工作有三个法宝，能够善于运用这三个法宝，任何复杂的工作，任何困难的财务，就都能管好。所谓三个法宝，就是公平、廉洁与严肃。”

经常掌管大量钱财的苏兆征，一直与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全家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屋中，妻子时常返回家乡淇澳岛，带回咸鱼、杂粮等以弥补家用，以至于在他去世后“寡妻幼子，无以教养”，之后在党中央关怀下才得以妥善安置。苏兆征的高尚品质，被誉为“每一革命战士之最好的模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杨匏安与苏兆征的廉洁故事，穿越历史仍闪耀着时代光芒，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如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不断传承，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面对何种诱惑，都要公私分明、以廉立家，让清廉家风与忠诚品格成为个人与家庭的精神底色。

如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这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